上海市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学术贡献奖得主—— 伍柏麟的外号
发布时间: 2014-11-18   浏览次数: 203

 

 
 

 

 

  作者:刘力源 来源 :文汇报

 “下海?我们也下过啊。”伍柏麟说上世纪90年代,他有个头衔是弗兰德顾问行的“总经理”。但他不曾也从来没想过离开学校。“在学术问题上我觉得是对的嘛,那就坚持一下。”

  “北有吴敬琏,南有伍市场”,这句带着金庸小说侠气的话在学界曾广为流传。
  日前,在一间装修还保留着上世纪印迹的客厅里,记者见到了“伍市场”本尊。重提旧事,86岁高龄的老爷子有些不好意思,“都是当年学生们开的玩笑罢了”。上世纪80年代,要不要市场经济,全国还存在争议,当时沪上主张市场经济的学者不多,伍柏麟是其中一个。在会场、在报端,他力推市场经济,当时以发表新锐学术观点为特色的杂志就曾收入伍老师支持市场经济的文章。
  追忆30多年前的往事,老爷子时而看向远方,曾经的情景一点点聚于眼前。他甚至记得同门“学弟”吴敬琏1954年毕业,是因为读书期间生了一场病,耽误了一年。而多年后,因为同样主张在中国发展市场经济,他与吴敬琏被一个“江湖封号”联系在了一起,伍老师谦逊地说,这是学生们为了“南北呼应”。讲到他最熟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认真细致,似乎又回归课堂之上。若撇开这谈话的内容、他响当当的名号以及几本书也写不完的成绩,眼前的伍老师,鹤发笑颜,眉梢扬起把整个面庞带得精神十足,如同一位“深藏功与名”的大侠。他聊起天来没有什么禁忌,没有模式化的说辞,也无意给自己贴上“圣贤”的标签,他喜欢看体育比赛,喜欢流行的轻音乐,毛阿敏的《那溪那山》近来最对他的口味。
  “政治经济学”是伍老师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1947年,伍老师考入国立暨南大学(新中国成立后并入复旦大学),师从陈彪如教授学习经济学。陈教授从哈佛带回来的是关于西方市场经济的一套理论,伍老师这个学生却“不乖”,“当时身处革命环境,我也参与了一些学生运动,有一些进步同学介绍我看进步的书”,伍老师口中的进步书籍就是苏联人编写的政治经济学,他通读下来,发现书中内容跟陈教授讲得完全不一样。“书里提到的环境与当时国内的环境极为相似,更接近实际,心里便对书中的观点有了一丝认同。书里讲工人阶级命运,讲被压迫要奋斗、要解放,这一套道理很对。当时党对苏联的共产主义有一些宣传,我也参与了一些斗争,自己就往这方面努力去了。”伍老师笑语,自己好像就是这样进步起来的。
  新中国成立后,学校做了一些院系调整,伍老师所在系的学生被分为两个组:理论组和计划组,对理论有偏好的伍老师选择了前者,他认为可能是受陈彪如先生影响,体会到严谨逻辑中的乐趣,一发不可收拾。耄耋之年,老人家说起往事、说起当年的研究,条理依然清晰,或是拜一辈子钟爱理论逻辑所赐。
  “下海?我们也下过啊”,时间轴转到上世纪90年代,下海潮正盛。伍老师不避讳地说自己也曾是下海潮中的一员,曾有一个头衔是“总经理”。事实上,伍老师的这次“下海”并未脱离校园,他当时任复旦大学社会主义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心都是些年轻教师,一同发起成立了实践党的方针的盈利性组织,蒋学模教授也参与其中,任董事长。这个盈利性组织仿照美国著名咨询机构兰德公司,借用香港当时流行的“顾问”二字,命名为“弗兰德顾问行”,希望为市场提供咨询,通过实践掌握一些案例,当即引起媒体关注。“这样做本意是通过为市场、企业做顾问,我们自己可以提高科研和教学水平。”令人遗憾的是,因为成员都忙于各自的教学科研任务,没有人去很好地经营,顾问行业务开展得并不理想。两三年后顾问行转手,伍老师的下海经历也随之画上句号。
  伍老师说,自己从来没想过离开学校。他把理论研究看得非常重要,不晓得离开校园还能去哪里开展理论研究。怀揣这样的热情,伍老师出版多部著作,主持完成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他主编了“市场经济热点系列”、“市场经济新论”、“中国经济改革20年系列研究”、“新编经济学系列教材”等丛书;提出了国有经济核心论;提出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垄断竞争市场经济模式,这一思想体现在1987年上报中央有关部门作中期改革的方案中。
  大侠认义气。在学术研究上,伍老师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也促成了他学术生涯中的一场重要争论。上世纪80年代,政治经济学教材普遍简单照搬苏联教材。1986年,伍老师主编出版的第一本书就用了新的体系,他第一次把商品生产从资本主义中“挖”了出来。3年后,他又与余学本等教授受命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程。在提纲的撰写中,伍老师坚持了商品生产要放入“一般”的观点。教育部政治教育司召开提纲研讨会时,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把商品生产放入“一般”的说法,是以一般“抹杀”了特殊。“我当时把商品生产挑出来单独做了一章,而不是像以往把它视作资本主义的一部分。”至今回忆起来,伍老师还是底气十足,信手拈来经典著作中的论据,“《资本论》里,马克思确实是把商品经济放入资本主义作为第一章,但商品经济比资本主义产生更早,是形成资本主义的一个基础,马克思对此并没有否定,这在《资本论》当中都有所阐述。”
  学界称道的挑战苏联教材的“极大的理论勇气”,在伍老师这里,不过是对所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坚守,他觉得编教材“总归会教条主义式地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论点,研究问题要从具体到抽象,从特殊到一般,但阐述问题逻辑要反过来,这是一个方法论的原则。我代表马克思的思维,阐述问题从一般到特殊,我从商品生产讲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有什么不对呢?”在政治经济学教程里,伍老师梳理了从生产一般,到商品生产,再到资本主义生产的新结构体系,受到学界广泛认可。谈及此,老爷子又不好意思地笑了,“我这个人只不过在偶尔的问题上比较先进了一番”,他补充道,“在学术问题上我觉得是对的嘛,那就坚持一下。”
  今年9月,《新编政治经济学》再版面世,伍老师领衔主编。过去几年,一直有人希望伍老师“重出江湖”,伍老师都以身体不好婉拒。身体不好是事实,而言语间,可以体味出更深层的原因是伍老师对教材使用者的诚恳,“觉得完全没有新观点、新内容,不好。”此次再版的《新编政治经济学》加入了许多新内容,特别是社会经济形态一部分收纳了人口、环境、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经济发展问题。“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本来都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这都是‘一般’所有的,编进去没错,经济发展比经济增长更进一步,包括人们的健康状况、生命周期。从内容来看,这是可以适用的,是普遍的东西,那就可以写、应该写,不管它是不是西方经济学的东西。”在他的字典里,对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看法客观而脉络清晰。“这是两股道上的车。马克思的经济主要研究事物本质发展规律,核心是劳动剩余价值理论,从剩余价值理论讲到资本积累理论,讲到无产阶级的贫困化。生产力要发展,会推动社会向更高的经济形态发展,这就是其全部理论内容。西方经济学相较更关注现象。”曾经听过伍老师上课的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陈波说,伍老师善于打通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间的脉络,常令学生耳目一新。
  伍老师还意识到,全球化问题目前已讲得非常深,而书里没有反映,他便找到世界经济领域的知名学者华民商量。这一聊,伍老师感觉“很对头”:“这块内容非常要害,不然我们讨论来讨论去,一直是在讲‘历史’,而这块内容才是现实,才是最新的情况,应该加到书里。”从《新编政治经济学》的编写人员名单上来看,不乏当今在经济学界有着一定影响力的大咖,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新编政治经济学》副主编李慧中说:“伍老师是写总谱,我们是写分谱,这本书出版的背后是伍老师的学术影响、学术威望、学术凝聚力、学术号召力。”对后辈给予的尊重,伍老师认为这是日积月累的结果,他家曾经是这些学者年轻时论道的场所之一。
  论及成功的要素中天分、勤奋和环境机遇哪个最重要,伍老师的回答是最后一项。“机遇对我来说还是很重要的,这是客观因素,因为做教师,逼着你不得不去很好地读书,特别是在人民大学3年读《资本论》,为我做教师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当时人民大学对于学生考核非常严格,伍老师仍是拿到成绩“大满贯”。这种“死磕到底”的精神,他保留至今。不禁让人想起李慧中提及的编书细节:“因为这次编书,与伍老师至少通过十次时长一小时以上的电话,每次都是伍老师主动打来。”
  伍老师治学的严谨,除了从他的学生、同事口中能获知一二,记者无缘亲见。但是周末晚上,记者接到了伍老师的电话,主题只有一个,当年刊印他关于市场经济观点的杂志的名字是《探索与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