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动中的国际秩序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举行
发布时间: 2013-10-23   浏览次数: 548

        2013年9月27日上午,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主办的“变动中的国际体系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逸夫科技楼报告厅拉开序幕,研讨会得到学院以及陈玉刚承担的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国际体系变革与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和苏长和承担的国家社科重大课题“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研究”的支持。海内外3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研讨会。复旦大学副校长林尚立教授、国务学院院长陈志敏教授在研讨会正式开始前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辞。 


        林尚立副校长指出复旦大学历来重视国际问题的研究,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重镇。此次研讨会的举行,不仅有利于密切海内外学界的学术交流,更有利于深化我们对崛起中的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识。陈志敏院长在欢迎辞中强调,中国的发展与世界有着莫大的关系。一方面,中国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世界环境也因中国的崛起而变化。加强这一问题的研究,无论于学术与现实,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简短的欢迎致辞后,为期两天的研讨会正式开始。 会议共设有6个专题,分别是“多极化、多边主义与变动中的国际体系Ⅰ”、“多极化、多边主义与变动中的国际体系Ⅱ”、“金砖国家与变动中的国际秩序“、“东亚与变动中的国际体系”“中美关系与变动中的国际体系”“中国在变动中的国际体系的角色”。
专题一:多极化、多边主义与变动中的国际体系Ⅰ 
        研讨会的第一个专题是“多极化、多边主义与变动中的国际体系Ⅰ”。该专题由复旦大学陈志敏教授主持,莫斯科高等经济学院Andrey Melvil教授与中央党校教授门洪华教授担任学术评议评论。 


        巴黎政治学院Zaki Laidi教授带来了《多极化对抗多边主义:来自欧洲的视角》的报告。Zaki Laidi教授首先指出过去的半个世纪,国际多边主义合作获得了快速发展,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以后多边主义受到了各方的欢迎。然而,伴随冷战结束而来的不仅有多边主义的合作,也有国际体系多极化的趋势。从集体行动的逻辑看,多极化往往引致多边合作的困难。因为,多极化条件下,部分行动者致力于寻求享受国际公共品的义务而不分担成本的“搭便车”行为。这正是多极化与多边主义相矛盾之处。这种矛盾深刻地反映在当代国际关系的贸易与气候合作的失败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日益多极化的世界并不利于多边合作的展开。而这对于具有长期多边合作传统的欧洲而言不啻是一种巨大的挑战和打击。从长期看,中美两大国的并立以及新兴国家的崛起都将可能削弱欧盟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并动摇欧洲内部合作的基础。 
        墨尔本大学的Andrew Walter教授的论文主题是《危机后的中国与国际金融治理》。Andrew Walter教授指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传统上由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发生了相当程度的调整,新兴经济体在国际金融治理中具有了更多的发言权。但国际金融治理的基本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国际金融改革是渐进而非激进的。Andrew Walter教授致力于探讨的便是危机后的中国何以采取此种融入而非对抗传统金融治理格局的立场?Andrew Walter教授认为,主要原因在于融入既有的国际金融体系符合中国领导层维持国内经济稳定的考量。实际上,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多年的发展颇多受惠于既有的国际金融体系,因此维持这一体系的相对稳定有利于中国国内经济的发展。Andrew Walter教授认为,今日的中国仍然更多的是国际金融体系的受益者而非贡献者。对于中国而言,如何制约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权力似乎比改造国际金融体系更重要。由于美国也有着相同的偏好,这就为未来国际金融治理机制的发展蒙上了巨大的阴影。 
        复旦大学的苏长和教授的报告题为《共生型国际体系的可能:在一个多极世界中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苏长和教授指出,当前的国际关系处于多极状态演进过程中最为深刻和复杂的变化当中。国际体系改革、全球治理改进、多极体系的管理以及新型大国关系建构等一系列关系到国际关系发展的全局性议题,相互叠加在一起。苏长和教授首先对西方世界内部周期性地出现的从多极体系向对抗性两极体系演讲的现象及其根源提出了批判性反思,在正面汲取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经验以及探究国 际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共生型国际体系的发展以及新型大国关系的机会和可能。苏长和教授认为,中国外交在当前以及未来较长时期面对的仍然是共生与对抗、对话与伐异、包容与排他等复杂的国际选题,构建和平发展的共生型国际体系的耐心和维护国家利益上的决心,仍然是中国外交需要面对的一对主题。
专题一主题报告结束后,Andrey Melvil教授与门洪华教授作了精彩的学术点评。在场的其他与会者也纷纷和三位主题演讲者就论文内容进行了深入交流。
专题二:多极化、多边主义与变动中的国际体系Ⅱ 
        9月27日上午茶歇之后,研讨会继续了“多极化、多边主义与变动中的国际体系”专题的讨论。韩国首尔大学Jae-Ho Chung教授担任主席,复旦大学张贵洪教授和潘忠岐教授担任学术评议。 



        牛津大学Rosemary Foot教授带来了题为《中国,联合国与国际秩序:有所作为的一种途径》的报告。Rosemary Foot教授认为,在邓小平“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指导下,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维持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经济和社会获得了快速的发展。然而,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国际责任的期待也不断提高。中国新的领导集体也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迹象都显示中国新的领导层开始调整“不作为”的国际态度,逐步寻求“有所作为”的可能。然而,Rosemary Foot教授认为中国的“有所作为”仍是以联合国框架为基础的,它并不直接介入国际事务的治理。之所以会如此,Rosemary Foot教授认为主要在于联合国是现时国际秩序中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国际组织,以联合国为行动框架具有天然的合法性。更为重要的是,以联合国框架为基础符合中国国内国际的利益,联合国目前强调的多边合作机制也契合中国外交思想的理念。 

        复旦大学吴澄秋教授的报告题目是《权力寻求权利: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探析》。吴澄秋教授首先系统地回顾了冷战以来联合国安理会的历程改革,指出了安理会的改革是一种权力再分配和再平衡的过程。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是引起安理会改革的根本原因。2000年以来的安理会改革争论,实际上是新兴国家对二战以后形成的国际权力分配体系的不满和挑战。然而,这一改革因为在标准和规模上缺少应有的共识而一直进展甚微。在改革议程的发起中,德国、日本、印度、南非等各大国虽有相当的合作,但分歧却似乎多于共识,各自对改革的目标也有不同的定位。而安理会现有常任理事国对此也有不同的意见和态度。这都使得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具有了颇多的不确定性。 

        牛津大学Nicola Horsburgh博士的报告题为《核领域的协调:中国与国际核政治中的多边武器控制》。Nicola Horsburgh博士指出,自核武器诞生以来,对核武器的国际管理与控制便是国际治理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议题。然而,虽然在多方的努力下国际原子能机构成为了协调国际核问题的重要渠道,但各大国间在核武器这一关乎人类存亡的重大议题上仍然缺少充分的交流、协调与合作。在本质上,核武器的扩散与管控都是大国政治的产物。中国作为一个较早拥有核武器的大国,是国际核秩序的重要力量,且对多边核武器的控制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但中国与各核大国之前仍然缺少相当的信任,这就决定了在这一领域的深入合作困难重重。然而,Nicola Horsburgh博士认为,针对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为中国在核控制问题上与各大国合作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典范,并为进一步的合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专题报告结束后,张贵洪教授和潘忠岐教授对三位作者的论文作了深入的评点。其他与会者也就这些问题与三位主题演讲者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专题三:金砖国家与变动中的国际秩序 
        9月27日下午,研讨会进入第二个专题暨“金砖国家与变动中的国际秩序”的讨论阶段。该专题由巴黎政治学院Zaki Laidi教授主持,复旦大学赵华胜教授和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Yves Tiberghien教授担任学术评议。 


        莫斯科高等经济学院Andrey Melvil教授带来了《怀旧还是适应:探寻俄罗斯的世界新角色》的报告。Andrey Melvil教授首先从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多极格局等方面介绍了变动中的世界格局特点,进而从外交政策和文件的角度解读了俄罗斯当前的外交政策。接下来,Andrey Melvil教授分析指出俄政治学者在多极格局、美国主导和地缘政治回归方面存有共识,而在如何与西方接触的问题上俄不同学派的学者持有强烈的歧见。从舆论取向看,俄罗斯民众大都认为俄应重振大国地位,同时提高生活水平。最后,Andrey Melvil教授指出当前俄面临不少挑战,包括相对不利的国内外环境,国内现代化制度性瓶颈以及发展大国的资源来源问题。 

        尼赫鲁大学Srikanth Kondapalli教授带来了题为《变动中的国际权力结构与印中关系》的报告。报告中Srikanth Kondapalli教授以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积极参与全球性多边机制为例,指出当今的国际权力结构正处于变动之中,开始关注新兴国家的利益诉求。印中两国虽然存在领土争端并在军事安全方面互有疑虑,但双方努力在地区性和全球性多边机制中展示合作和协调。尽管这种合作并非完全一致,但双方致力于步调一致的保护本国的发展利益。印中两国在联合国、金砖国家和哥本哈根会议等场合不断加强合作,坚持尊重联合国宪章,反对武力干涉,反对绕过联合国采取武力行动,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争端。最后,Srikanth Kondapalli教授指出,印中合作将会持续下去,双方合作的范围和领域也将会不断扩大。 

        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Ana Paula Tostes教授的报告题为《美国和欧盟看中国:跨大西洋条约对金砖国家的影响》。为了应对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的迅速崛起,美国和欧盟启动建立了欧盟-美国就业与增长高级合作组,促进双方的就业、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Srikanth Kondapalli教授接下来分析了金砖国家背景下的中国和巴西,他认为双方在推动自由市场改革、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方面有共同利益,但两国也都面临着推动国内改革的任务。尽管两国经贸发展迅速,但这种合作日益趋向不对称。Srikanth Kondapalli教授认为中国崛起的确促进了与拉美国家的贸易发展,但双边贸易不平衡不断增长。巴西日益增长的贸易逆差需要巴西不断开拓南方共同市场或者寻找市场外的新出路。 

        复旦大学简军波博士带来了《中国在非洲及其影响》的报告。他首先以南非、安哥拉、赞比亚和埃及四国与中国的贸易增长情况为例,肯定当前中非贸易增长迅速。简军波博士认为中非贸易发展并非特例,中国也并非要当殖民大国,相反,这完全是为了发展中非关系。他指出,中国融入非洲促进了其经济增长,人权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从而为经济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有利于促进非洲的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和提高就业率。最后,简军波博士分析了中非关系的发展特点,指出中非关系正经历从传统政治合作发展到经济合作甚至战略合作的阶段,双边地位也日趋平等。 

        该专题结束后,赵华胜教授和Yves Tiberghien教授对报告者的内容作了精彩的点评,也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思考。赵华胜教授认为经济权力可以改变政治权力,但并非充分必要条件。他提出大家应该思考政治中心的基础是经济权力亦或政治权力。Yves Tiberghien教授认为当今国际权力的变迁主要是全球经济权力转移,军事权力则没有发生太多转移。同时,这种权力转移对俄罗斯,中国和非洲国家等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如何测量这种程度值得大家的思考。点评之后,其他与会学者也积极参与互动,围绕几份报告的内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报告者也积极予以回应,现场学术气氛浓厚。

专题四:东亚与变动中的国际体系 
        9月27日下午茶歇之后,研讨会开始讨论第四个专题“东亚与变动中的国际体系”。牛津大学Rosemary Foot教授担任主席,同济大学夏立平教授和复旦大学Sebastian Bersick教授担任学术评议。 



        首尔大学Jae-Ho Chung教授作了题为《从韩国角度看中国崛起与变动中的东亚秩序》的学术报告。首先,Jae-Ho Chung教授围绕冷战后两极格局解体和中国崛起提出了一些关键性问题,指出中国是当今国际权力结构转移中的重要变量。接下来,针对当前中美关系的特点,他列出了五种代表性观点,并认为以中美为主导的分权霸权有可能会形成。Jae-Ho Chung教授继而分析美国回归东南亚政策及东亚国家由此而产生的种种担心。他认为美国东进主要是遏制中国,双方在战略、外交和军事上是竞争关系。最后,展望未来,Jae-Ho Chung教授用一个词语即不确定来总结,不确定中国是否会因国力的不断上升而继续坚守承诺的原则。 

        庆应大学Ken Jimbo教授的学术报告题为《中国崛起,权力转移与日本安全政策的重新定位》。Ken Jimbo教授指出中国崛起和权力结构的迅速变化对日本外交和安全政策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他从四个维度即与中国合作、不与中国合作、加强日美联盟、弱化日美联盟角度回顾了日本2007年至今的外交政策。新的权力格局下,日本将通过自己的国防努力和扩大战略伙伴实现威慑、平衡与融入的最优化。日美同盟在日本外交政策中仍然发挥重要作用。日本在亚太地区的新方向将会是加强网络协作、战略融资和能力建设,这需要加强日本的海上安全。最后,Ken Jimbo教授认为日本和中国在危机管理方面仍然没有找到突破口,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和日本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已使双方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和平局面不复存在。 

        清华大学孙学峰博士的学术报告题为《部分等级制的东亚安全秩序与中国崛起》。报告首先从无政府主义和等级制两个角度讨论了东亚安全秩序,并分析了各自的利弊。孙雪峰博士从自助国家和安全保证者角度定义了地区安全秩序。接下来,报告着重分析了崛起中的中国在东亚地区面临的困境、结构性限制与机会、中国与地区变革。作为最大的自助国家和崛起中的大国,中国需要把自己的实力转化为国际影响力但同时受到地区大国和周边邻国的战略制衡,特别是在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上踟蹰不前。在地区变革中,中国面临一系列战略选择,比如向外部提供安全保障,在东亚之外实行防备策略,在东亚地区内部实行防备策略等。 

        专题四主题报告结束后,夏立平教授和Sebastian Bersick教授给与了精彩的点评。在场的其他与会者也纷纷和三位主题演讲者就论文内容进行了深入交流。
第五专题:“中美关系与变动中的国际体系” 
        9月28日上午,研讨会进入第五个专题暨“中美关系与变动中的国际体系”的讨论阶段。该专题由复旦大学吴心伯教授担任主席,墨尔本大学的Andrew Walter教授和多伦多大学Alan Alexandroff 教授担任学术评议。 


        同济大学夏立平教授发表了题为“中美新型海洋安全关系与国际体系”的主题演讲。夏立平教授指出,国际体系正处在转型之中,非传统安全问题正在日益影响着国际关系。当前中国的三大任务:推进现代化、完成国家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之间安全与战略合作的基础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即经济因素和安全因素。刘鸣教授分析了安全因素基础的四个方面,即两国需要共同合作处理跨境问题、两国在热点问题上有共同利益、两国都不愿意看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两国都需要一个繁荣稳定的亚太秩序。刘鸣同时分析了影响中美安全与战略关系的美国国内消极因素,并对如何提升中美安全与战略合作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叶江教授发表了题为“国际体系中的权力转移及其在两岸关系中的影响”的主题演讲。叶江教授首先指出当今国际体系中的权力转移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主权国家之间的权力转移,即非西方国家的权力崛起;另一类是权力从国家因素向非国家因素的转移.即IGOs、NGOs、公民社会网络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国际问题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这些权力的转移促进了国际体系的多样化和非极化的发展。叶江教授进一步分析了权力的转移在两岸关系这一议题上的三个方面影响:与过去的仅有美国相比,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影响两岸关系;越多越多的非国家行为体在影响两岸关系,一个中国原则下台湾如何加入国际组织也影响两岸关系;多元化、非极化发展的国际体系将进一步影响两岸关系。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张春博士发表了题为“权力扩散时代下的中美权力转移”的主题演讲。张春博士认为,国际体系正处在一个由单极化向多行为体、多议题、多级化的转移的时代。权力的转移主要体现在三个层次上,即行动者层次、议题层次和国家层次。行动者层次上,权力由主权国家向非国家行为体转移;议题层面,权力从生存问题向人权问题转移;国家层面,权力从西方国家向其他国家转移,中美之间是权力转移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在考虑经济发展、军事实力、国际影响力等方面,中美之间仍然存在较大差异,权力转移的讨论往往超过了实际。最后,张春博士提出了如何面对中美权力转移的三条建议:中美应该共同加强危机管理、美国应该重新平衡全球战略、中美应该共同合作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 

        随后,来自墨尔本大学的Andrew Walter教授和来自多伦多大学Alan Alexandroff 教授发表了简短的学术评论,指出了以上研究的价值与不足,其他与会者也就这些问题与三位主题演讲者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第六专题:“中国在变动中的国际体系的角色” 
        第六专题的讨论主题是“中国在变动中的国际体系的角色”,复旦大学唐世平教授担任主席,复旦大学的肖佳灵教授和尼赫鲁大学的Srikanch Kondapalli教授担任学术评议。 

        上海社科院刘鸣教授发表了题为“非西方国家的崛起及其对世界秩序的不确定影响”的主题演讲。刘鸣教授讨论了西方世界与其他国家间实力的不规则发展,刘鸣教授认为在结构上,一超多强仍然存在,从力量结构上来看,美国仍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虽然中国和美国的差距正在缩小,中国在本世纪虽然可能成为第一经济体,但中国的军事实力和软实力仍然很难替代美国和西方国家。刘鸣教授接下来讨论了在不平衡的西方与非西方关系发展中的中国软权力的抉择,他认为中国应该做出与现行国际体系转型相一致的责任性贡献,包括控制历史遗留问题、扩大国际公共物品的范围和种类,积极与世界各大国既协商,承担促进不同文明的交流和对话等。 

        复旦大学陈玉刚教授发表了题为“中国在变化中的国际体系中的角色“的主题演讲。陈玉刚教授认为,随着国际体系的变动与经济的发展,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系的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究竟扮演怎样的角色值得探讨。现有的一些概念,例如通常认为的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就是第二大权力,这意味着在世界体系中是一个挑战者的角色。其他一些概念,包括修正者、革命者、利益相关者都不能很好的描述现有的中国角色。虽然中国的角色很难用一个词语进行概括,但陈玉刚教授结合国际体系中的角色理论,提出了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扮演者”积极改善者“(Constructive improver) 的角色。这一概念可能会很多的的理解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行为。 



        来自牛津大学Todd Hall 博士发表了题目为“我们是否回到了过去?一战对当代东亚的警示与教训“的主题演讲。Todd Hall 教授首先谈到了第一次大战爆发前的德国和英国,作为一个正在上升的权力和一个既有权力,Todd Hall博士认为当前东亚的情况和一战爆发前的欧洲其实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德国发动一战的三个因素即联盟安排、国内政治压力和危机都可以给现在的东亚一些警示和教训。Todd Hall博士在简单说明了类比的优点与不足之后,提出了这个类比可以给我们带来的三点教训和启示:第一,双方的不确定承诺会导致错误估计和危险;第二,国内民族主义的选民是一把双刃剑;第三,大量未解决问题的聚合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随后,来自复旦大学的肖佳灵教授和来自尼赫鲁大学的Srikanch Kondapalli教授发表了对于三篇文章的学术评论,在场的其他与会者也纷纷和三位主题演讲者就论文内容进行了交流。
在所有专题结束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陈玉刚教授与苏长和教授发表了会议闭幕辞。他们对各位专家学者能拨冗拔沉来参与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表示感谢,相信此次会议中涌现的真知灼见能够帮助我们加深对崛起的中国与变动的国际体系的复杂关系的认识。研讨会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了帷幕。


( 科研与学术服务中心 CCPDS 黄杰 刘甜甜 华野供稿 国务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