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跨学科对话2020年第2期“中古中国知识、信仰、制度”系列研讨会的第一场”简报

发布者:左昌柱发布时间:2020-11-12浏览次数:796

20201028日,“复旦大学人文社科跨学科对话:中古中国知识、信仰、制度”系列研讨会的第一场在光华西主楼2001举行。本次主题报告的题目是“伪梁与后唐:五代正统的竞争”,主讲人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仇鹿鸣教授,由历史学系余欣教授主持。来自历史学系、中文系、历史地理研究所、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文史研究院、文博系、古籍研究所、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复旦学报》编辑部的二十余位老师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并有大量学生自发赶来,现场气氛极为热烈。

本次报告,仇鹿鸣教授利用墓志材料分析了在后唐同光时代官方着力构建的“中兴-伪梁”对立的意识形态话语,是如何在士人群体的选择性接受,甚至规避的过程中逐步转变成“梁朝-后唐”的表达方式的。这一转变既与入后唐的梁朝旧臣的隐性抵制有关,也是同光时代过去后,后唐与梁朝的合法性竞逐日趋式微的结果。宏观来看,后唐是五代正统竞争的胜利者,后晋、后汉、后周在德运上承自后唐。但这种官方话语中的胜利并未完全延续到士大夫群体的认知里。墓志中种种对伪梁历官的沉默或者自出心裁的“后唐”写法,都指向了作为个体的士人在选择性地接受、规避甚至消解统一的政治话语,这一历史演进结果则是同光时代“伪梁-中兴”的话语消失,而梁朝和后唐的表述日渐流行,最终成为宋人对两朝的正式称呼。

仇鹿鸣教授的报告结束后,与谈的诸位学者从方法论、史料运用,以及梁、唐二朝逾四十年的对峙对同光时代正统论产生的影响、周边政权如何看待五代正统等角度,对报告中提到的诸多问题进行了讨论。

主持人余欣教授强调,二十余位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和研究方法来对报告内容予以批评和思考,这是本系列跨学科对话与其他讨论会议或者讲座的不同之处。余教授认为文章在方法论的提炼上有意犹未尽之感,不同阶层和人群对官方正统性话语的态度究竟有何种惯例,权力意志对墓志书写有何影响等问题也未曾给出系统性的结论,这些问题值得后续进一步深入研究。

同样专攻隋唐五代史的中文系唐雯教授则廓清了五代史的相关背景。梁、唐大约四十年的对峙所积累的仇恨才是李存勖对后梁政权深恶痛绝,要在合法性上彻底否认的主要原因,而后梁旧官则并无此种感情,故缺乏严格遵循官方话语的必要和感情基础。此外,墓志撰成时志主已死,故而志文中出现的诸多称呼选择应该考虑到整个家族的政治考量,而非仅仅是志主本人的认同和立场。

蒙元史方向的温海清副教授则对报告中部分材料的解读提出了异议。他指出李琪为霍彦威写神道碑之事的关键不在伪梁或本朝中兴,而在是否尊奉当今圣上、“称臣”的问题,此段史料似乎与正统表述较远,或者说正统话语的表象下更多的是明宗与臣下间的政治博弈。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的敦煌文献学专家张小艳教授则提到敦煌文献中似乎只有一例自题为后唐的史料,似乎并无太多的意识形态色彩和微言大义。敦煌文书中使用的天复年号似乎与李茂贞政权有关联,这涉及到这个割据政权在外交场合与国内施政时使用年号的不同面相,而且各个政权也存在差异。

中文系的张金耀老师提出,墓志中对伪梁易代问题一笔带过的情况中,可能存在用典故来暗示梁为伪朝的笔法,而且使用“后唐”的写法可能是为了避免与唐代指代不清。

《复旦学报》副编审陈文彬则提出十国在正统性上是不是也有像梁唐那样的焦虑感?

仇鹿鸣教授认为由于后唐李存勖对前朝旧臣没有赶尽杀绝,反而无微不至、官位原封不动,这些后梁旧人成为了正统话语推行的现实阻力。后晋时期曾任清泰朝的官员自然也不愿称清泰朝为伪朝。换言之,任职前朝的经历成为了新朝自处和自我描述的历史负担,对南唐这类并未大量接纳前朝人物的政权则自然不会存在类似问题。

秦汉史方向的马孟龙副教授强调了将自身朝代称作后唐这一现象的深刻意义。这种称呼的出现是或许说明李存勖时代强大的政治话语衰退后,朝野言论已不再完全将梁视作伪朝。此外,后晋、后汉、后周三代继承后唐可能只是出自地缘和政治关系的传递,而非有合法性和正统的深入考量,正统的覆盖范围不宜过高估计。他还进一步提出,如果从北汉、契丹的视角来看,中原王朝的合法性又呈现出何种样貌呢?

对这一问题,辽金史方向的陈晓伟研究员补充道,契丹王朝在合法性问题的处理上干脆截去五代的正统,不承认五代各朝,直接接续了唐代正统,中古正统论的遗产对辽金政权还是具有一定的影响。

文博系的刘朝晖教授则从考古和文物的角度提到,某些瓷器上出现的纪年文字也可以成为讨论正统性的重要史料。

经过热烈的讨论后,18:00,此次跨学科对谈落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