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2日，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祁姿妤讲师以《路线与圣迹：以药师寺佛足迹石为例的铭文结构分析》为题，在光华西主楼1801进行了本学期的第6场报告。本次报告为2021年“复旦大学人文社科跨学科对话-中古中国—知识—信仰—制度”系列的第6场讲座。来自历史学系、中国语言文学系、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的数位老师以及历史学系、中国语言文学系的部分研究生参与了讨论。
祁姿妤讲师报告认为日本奈良药师寺佛足迹石铭文，实际上可以分为内、中、外三层。外层记录的是对佛足迹的传承以及使用，中层记述的是佛足迹石如何从印度经王玄策带到唐朝，最后又辗转进入日本的史事。内层记录了摩揭陀、乌仗那、龟兹佛足迹石的神话。以往有学者根据铭文中层、内层的记载，认为王玄策第二次从印度回国时经过了西域，但这一观点很可能是站不住脚的。祁姿妤讲师报告还认为铭文中层、内层的信息可能是后人通过佛教史籍的层层传抄而构建出来的，并不可靠。铭文中提到的摩揭陀国、乌仗那国、龟兹国，并非指示王玄策的归国途经路线，只是西北印度佛陀降龙神话的后续发展。
祁姿妤讲师报告结束后，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相关问题展开了讨论。仇鹿鸣教授赞同祁姿妤讲师的观点，佛足迹石铭文确实不能作为王玄策返回唐朝时曾经过西域的证据。在分析铭文结构之外，或许有一些问题还可以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会把佛足迹和王玄策联系到一起，这是唐人的观念，还是日本改造过的观念？佛足迹石形成的时间处在盛唐时期，距离王玄策并不遥远，图像到底是如何一步步从印度传播到唐朝，再到日本的？期间传播的细节或许还可以继续勾勒。另外，佛足迹石与铭文的搭配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换句话说，铭文是什么时候被贴到图像上去的，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思考。
李猛讲师针对《法苑珠林》及《大唐西域记》的使用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认为使用这两部书时应该关注到他们的不同版本。日本史料中是否有关于画师的材料？也值得进一步探究。
张小艳教授也认为《大唐西域记》有不同版本，使用时需要进一步注意。在讨论时，或许应该把中国和日本放在一起讨论，这样可能会有进一步认识。
在经过热烈的讨论后，张小艳教授、唐雯教授经过仔细观察铭文，又有了一个重大发现，铭文中使用了武周新字。武周新字的使用说明日本的铭文应该是直接抄自唐朝的材料，沿着这个线索，或许铭文中提到的普光寺以及佛足迹石的传播都可以有进一步思考的空间。
17:30，在经过热烈的讨论后，本次演讲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