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本文系2012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百年朱子学研究精华集成”（12JZD007）的阶段性成果。
此文发表于《东北亚论坛》2013年第6期第95-106页，2013年11月1日出版。
作为韩国以及东亚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朴槿惠备受世人瞩目。因为她身上有着太多的传奇因素：她的父亲朴正熙曾是韩国总统；她曾代替母亲行使了5年“第一夫人”的职责；她曾处在权力的顶峰，后因父亲遇害遭受众叛亲离，而一度跌入地狱；她曾隐居18年，只是“为了完成父亲未竟的事业”而重返政坛；2006年一场突如其来的袭击事件让她与死神擦肩而过，这又更加坚定了她竞选总统的决心；2007年党内总统候选人竞选失败后，她又整装出发，终于在2012年底获得了过半数的高支持率而成功当选为总统。她的人生大起大落，可谓是“在绝望中成长，在希望中前进”，是“绝望创造希望”的过程。
以朴槿惠访华为契机，中国大地刮起了一股强劲的“朴旋风”。人们对她的高度关注，除了以上传奇经历外，更重要的则是她对汉语和中国文化的热爱，以及对中国所展示的真诚友好态度。翻阅朴槿惠的传记和日记可知，她多次提到中国古典《论语》、《孟子》、《中庸》以及其他人文类书籍对其心灵的涤炼，特别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更是给了她巨大的精神力量，帮助她战胜了人生的绝望，锻炼了她哲学思维的能力。这让我们不得不反思，长期以来处于人文学边缘的哲学，怎么会对一位女总统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备受儒家推崇的基本道德规范。中国传统文化对诚信的探究，可以追溯到先秦儒家。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尚书》中已出现“诚”的概念。《尚书·太甲下》有“神无常享，享于克诚”的记载，此处“诚”主要是指对笃信鬼神的虔诚。《周易·乾卦》中讲“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认为君子说话立论应该诚实不欺，才能建功立业。此处“诚”已经开始具有日用人伦的道德意义。后来到了孔子，“诚”虽未形成理论概念，但孔子多处讲“仁”，其修己爱人的内在意蕴与“诚”是一脉相通的。到了孟子，“诚”逐渐成为规范人们道德行为的一个重要理论概念。孟子指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3]认为“诚”是顺应天道与人道的基本法则。荀子开始以“诚”涉政，把“诚”从做人之道扩展为治世之道，指出“诚”乃“政事之本”。儒家经典《大学》将“诚意”作为“八条目”之一，成为连接“格物”、“致知”与“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环节。至宋明时代，理学家不仅对“诚”的内涵作了思辨性演绎，还将其视为维护封建“天理”的精神元点加以阐发。可见，儒家高度重视“诚”在成己、成人与成事中的重大作用，视之为道德的根本。[4]
“信”最早也是见于《尚书》。《尚书·汤誓》中有“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尔无不信，朕不食言”[5]等关于信的7条记载，其中多数指的是对鬼神的虔信。到了后来，“信”逐渐成为经世致用的道德规范。孔子十分强调“信”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认为治国即使“去兵”、“去食”，也不能“去信”，因为“民无信不立”。[6]孔子还指出“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7]认为“信”是国与国相交的道义标准。到了孟子，他把“朋友有信”[8]列为五伦之一，视其为封建社会道德评价的基本伦常规范。
在中国古代，“诚”与“信”单用较多，连用较少。春秋时期管仲曾将“诚”与“信”连用，他指出“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9]认为诚信是集结人心并使天下人团结一致的保证。由于“诚”、“信”意义相近，故常常被互换使用。虽然二者各有侧重，但相互贯通，互为表里。正如北宋张载所言：“诚故信，无私故威”。[10]可见，诚信是个人安身立命之本，是交朋结友、进德修业之基，是治国安邦之道。崇尚诚信已成为一种文化传统，并内化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特质。
“信誉和名誉就像人生的时光一样，是千金难买的贵重物品。遗憾的是，人们往往感觉不到它的珍贵，只是东窗事发时才捶胸顿足而后悔不已。”[12]
基于此，她在个人交往和国家外交中也尤其重视心与心的真诚沟通和交流。今年6月底的访华之旅，朴槿惠将其命名为“心信之旅”，这更突出了她的这一理念。她曾在自己的日记中指出：
于是，朴槿惠的“心信之旅”取得了富有成效的成果。她的自然和真诚也拉近了与中国人民之间的距离。访华期间，她在与商业界人士聚餐时引用中国俗语说“先做朋友，后做生意”；她在清华演讲时特意选用了与清华校徽颜色一致的紫色正装，而且演讲期间因个别词语发音不准而重新纠正并抱以善意的微笑；她深谙中国传统中“落叶归根”的习俗，主动提出要归还志愿军的遗骸回国安葬等，都向中国人民如实展现了自己的诚意和善意，也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中韩友好。
这种真诚沟通的做法，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感而遂通”[16]的原理。《周易》认为，天地间只有一个感与应而已，“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17]只有通过交感的过程，阴阳双方才能凝聚为恒通畅达的和谐体。外交的对象是国与国，具体来讲则是国民对国民，再细化来看则是人与人。在中韩两国交流中，沟通与共感非常重要，“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18]感情是增进国家与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第一要素。为了实现真正的共感，就必须要对话。对话是实现沟通和共感的前提条件。
忠恕是儒家重要的伦理范畴，是仁爱思想的基本内涵，也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顾名思义，“忠恕”就是忠诚和宽恕。分而言之，“忠”是中人之心，为人谋事；“恕”是如人之心，推己及人。《论语·里仁》很好的解释了“忠恕”的内涵：
忠恕是孔子“一以贯之”之道。综合《论语》的内容，我们可以概括认为，“忠”的内涵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20]“恕”的内涵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1]前者指的是，如果自己想要有所作为，也要尽心尽力让别人也有所作为，成人之美；后者指的是，将心比心并推己及人，自己不愿做的事，绝不强加于人。关于“忠恕”，朱熹注释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22]若能竭尽自己全力并一心一意为别人做事，视他人如自我，则自然能够做到推己及人。可见，忠与恕其实是可以实现相互统一的“一道”，不能割裂开来。若将二者分离，则孔子“一以贯之”的道便成了“两道”，会犯逻辑上的错误。
忠恕之道不仅可以处理好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人际关系，而且也是治国平天下的基本之道。《孟子 》指出，“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使尔也。”[23]这里的“所欲”，不仅是民之所欲，而且是君与民之共欲。君主对臣民若能实行“忠恕”之道，则可以得民心；得民心，便可以得天下。圣王如果能够以“己之所欲与不欲”来体恤下民，则下民可以衣食安逸富足，于是圣王就可以“不降席而匡天下”，[24]这也是孟子所说的“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25]
关于尽己之“忠”，我们从朴槿惠代行“第一夫人”可以充分看出来。尽管只是22岁的花季少女，但面对母亲突然去世的噩耗，她完全顾不上个人的悲伤，便不得不在丧礼结束后的第六天履行“第一夫人”的职责，前去参加一项排球大赛并致辞。不仅如此，她每天要翻阅上百封的民情申诉，并一一反映给父亲或者亲自跑腿去处理；她要经常陪同父亲去全国各地考察民情，并现场作业；她要接待各国来访的政要首脑等。如此的忙碌使得她恨不能将钟表的时针固定下来。长久的劳累使得她嘴角经常起泡，并伴随着持续低烧。事实证明，她的这一角色诠释的非常成功，最突出的事例便是她成功说服美国前总统卡特保留驻韩美军，解决了父亲都无法解决的难题。
关于推己之“恕”，我们从朴槿惠关注女性、教育等方面可以看出来。尽管朴槿惠是有名的“三无女人”，但作为一名女性政治人物，她对以上问题依然倾心关注。面对2005年民主党（当时的执政党）强行通过《私立学校法》修正案，她以决不让步的姿态，在严冬酷寒中进行了53天的抗争示威，最终使得执政党屈服；[26]为了照顾年轻的大国家党女性党员们，她硬是力排众议，在党舍内部创立了“快乐幼儿园”，让年轻的妈妈们可以安心工作；[27]面对别人质疑其没有家庭和子女而缺乏相应经验时，她的回答是：
不仅如此，即使在上任之初面对朝鲜核试验等军事威胁时，她虽一方面强烈谴责朝鲜违反国际规定的做法，但另一方面也考虑到朝鲜的粮荒和生活困难，多次强调不能因此中断和减少对北的人道主义援助。
“《论语》中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依据人类的本能和欲望类推出来的标准，也是正确对待他人的标准。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代表孔子思想的仁义的本质也在这里。要常把自己置于他人的立场上去审视，这就是仁。”[31]
儒家的义理思想是一种阐明人在具体现实中当行之道的行为规范，主要从伦理领域阐明了人面对现实问题时所做的正确判断和道德实践。因此，“何种人生才是有价值的”、“如何行动才是正确的”以及“正确的价值判断的基准是什么”等都属于义理思想的范畴。
“义”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含义，其现代意义主要有：① 宜；②善；③仪；④宜与善之道；⑤与人结骨肉之亲（如义兄弟）；⑥字句之意等。因此，“义”可以缩略为追求现实生活中合宜的“时宜性之义”与实现正义之善的“原理性之义”两层意思。换言之，它一方面具有重视事实判断的状况性，另一方面具有重视价值判断的道德性。
义在先秦时代主要指的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周易·文言》中说“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论语·季氏》中也说“行义以达其道”。这两处的义强调的都是在现实实践中的行为。
关于人的普遍性，孟子曾如下指出：
此处的“理”意味着包括人在内的宇宙万物以及存在于一切现象变化中的法则，终极意义上指的就是天理。与之相比，义是只有人才具有的当为的规范原理。具备了它，人才可以为人并与其他动物相区别。理与义虽然属性不同，但它们却以共同的基础----天理为媒介。因此朱熹将“义”解释为“天理之所宜”。
可见，儒家义理思想的真正内涵在于实现“原理性之义”与“时宜性之义”的和谐，这就是《中庸》“合内外之道，故时措之宜也”的境界。
“世间有一种不亚于甚至是高于血缘关系并将人们真正联系起来的纽带，这就是正义。失去正义的结合，即使表面很牢固，可一旦遇到利害关系等问题便顷刻瓦解。只有在正义基础上形成的人与人的结合才是最牢固的人际关系。”[41]
“守道和正直是我一生的行为准则。只有坚守这一准则，我的心灵才能得以平静。这一准则不允许我离开正道半步，我只好沿着这个正道走下去。”[43]
关于原则，朴槿惠更是视其为“政治的生命”。她曾于2007年在媒体记者俱乐部的演讲中指出：
在分析朴槿惠的政治纲领时，我们也会发现“韩半岛信任进程”与“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又称“首尔进程”）”都体现了一种“时宜性之义”的义理思想。在处理南北关系时，虽然以前韩国历届政府实行了各种多样化的政策，但并未带来朝鲜的变化，也未能真正促进南北关系的实质发展。一直以来，朝鲜不断发起军事威胁，韩国政府时而制裁，时而妥协，而朝鲜在取得国际援助后最终又演变成新一轮的威胁。朴槿惠政府为了切断这种恶性循环并引导朝鲜走向国际轨道，认为构筑信任是核心因素，于是提出了这一信任进程。而且朴槿惠政府在推进这一进程的过程中也发现，单凭韩国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需要借助东北亚国家各国的协力合作，共同来推动多边对话、三边会谈、六方会谈等，为建立信任做出积极努力。“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的多边对话体制便是构建“韩半岛信任”的辅助性机制。她的这一施政纲领正是将自己的哲学理念结合现实情况所做的适当调整，反映了“时宜性之义”的义理思想。
中国古代的天命思想非常丰富，各家各派都有自己的立论。其中，道家的天命多是指宿命、命运，墨家的天命是指神的意志，法家的天命是指君王的意志，而儒家的“天命”多是指发自个人内心的理想使命。
就儒家来讲，天命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夏商周时期。如《尚书·召诰》记载：“有夏服天命”，《诗经·商颂》中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那时的天命都具有一种有神论的宗教色彩，体现了人们对无法抗拒的上天的盲目崇拜和迷信。后来到了《周易》，虽然没有天命的描述，但却有了对“天道”的理解。《周易》开始对自然进行相对客观的理解和认识，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并提出了著名的“三才之道”，即“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46]此处的天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天命”，指的是非宗教色彩的阴阳变化的客观规律，这就较以前进了一步。而到了《中庸》，天命则与人性结合起来，最著名的论述则是“天命之谓性”，指的是天命化为人的本性。人禀赋了天命而生，这也更加凸显了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后来到了宋明理学，这一思想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理学家们直接将这种性命名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相对比，认为这种性是纯善无恶的人的本性，并据此提出了“性即理”这一命题。如此，天命与人性实现了一以贯之的结合。
在人生低谷的时候，朴槿惠曾接受过天主教洗礼，并信仰上帝。那时，她眼中的天命一定程度上具有上帝的色彩。但在更多时候，朴槿惠视天命为人所无法抗拒的客观自然的规律，她有时也用“上天”、“天意”等词语来表述。
“只有领悟天命且满足于天命的人才能拥有无忧无虑的平静心态。”[48]
“人最大的病痛在于傲慢，极度的愤怒也是来自傲慢。只要平时常有敬畏上天的念头，就不会受到傲慢病痛的侵扰。”[49]
“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今后我要过更加智慧的人生，我将顺应天意为我安排的一切，包括我的言行。”[50]
“只要我们彻底领悟天意的真谛，我们的利他之心就可以改变整个世界。”[51]
“对周围每个人行善就是对上帝的忠诚，时刻不忘修心养性就是对上帝最虔诚的祈祷。上帝赐予我们的智慧就是心正和气正。……人类怎么会有超越上帝的智慧？”[52]
综上可见，朴槿惠的天命有些宿命主义的色彩。她认为人如何抗争也斗不过上天，人只不过是在上天业已安排好的剧本里出演着自己的角色而已，无法修改剧本和剧情。但这并不意味着她要求人们消极被动的接受天命而无所作为。她相信上天这一权威性的存在，但她更强调的是，人要因此懂得知天敬天，敬畏天命，不要妄自尊大，更不要肆意妄为。世间所有的傲慢和愤怒都源自于人的自以为是，源自于人错误的以为“万事应该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53]人要抛弃这种错觉，顺应天意，“忠实于上帝的旨意，默默履行上帝的旨意并以此充实自己的人生，就足够使自己心满意足的了”，[54]这样才能过正直的生活，才能心安理得。
虽然上天和天意看似远不可及，但朴槿惠也不忘指出，“上帝就在正直的心里”，[55]“现实正向我们传达天意，我们的现实就是天意”。[56]基于此，她才说“我的天堂既不是来世，也不是遥远的未来，而是现在的世界，是我眼下正在打造的世界”。[57]
以上笔者分别从诚信、忠恕、义理和天命四个方面来分析了朴槿惠的人生经历和有关施政纲领中体现的哲学思想。尽管从严格意义来讲，以上四个方面有可以互相重复或叠加的部分，但就总体而言，笔者认为朴槿惠哲学思想的核心最终可以归结为“内圣外王”。
“内圣外王”一词最初源自《庄子·天下》篇：“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在庄子看来，“内圣外王”是天下治道术之人所追求的理想。就《天下》篇来看，外王的条目中还包括了很多法家的因素。可见，这一思想是儒道法三家相结合的产物。虽然不直接出自孔门儒家之说，但儒家对此作了最大程度的阐发，最终成为儒家的基本命题。
“二十多岁时，我曾面临难以承受的考验和痛苦。……当时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这本书改变了我的人生。”
“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蕴含着做人的道理和战胜人生磨难的智慧，让我领悟到了如何自正其身，如何善良正直的活着。……
读书的同时，她也写了很多文章，并出版了《要是能出生在普通家庭》、《点滴的人生》、《以苦难为友，以真实为灯》、《我的母亲陆英修》等著作，而且成为大韩人文协会的一员，并被授予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名誉博士学位。[71]
可见，在艰难困厄的18年漫漫时光里，朴槿惠在孤独中思考，在痛苦中找寻。绝望的人生，要么倒下毁灭，要么站起重生。她选择了后者，读书换起她站立重生的希望，读书引导她深刻的思考人生，并正确的找寻人生。这也是孟子所说的“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72]通过18年修身养性的“内圣”，朴槿惠领悟到了人生的三件法宝，那就是“我的正直明朗之心；我的正直明朗之心带给周边人的平和；让我每天都过得勤勉充实的分分秒秒的时间”。[73]如此的修养也反映了《中庸》的“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奠定了她最终实现“外王”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