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16日，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杨光博士后以《宋末元初部分中兴两朝史着文本源流关系考——兼论南宋高孝两朝历史知识在宋元之际的传播》为题，在光华西主楼1801进行了本学期的第7场报告。本次报告为2021年“复旦大学人文社科跨学科对话-中古中国—知识—信仰—制度”系列的第7场讲座，也是本学期该系列的最后一场讲座。来自历史学系的三位老师以及历史学系、中国语言文学系的部分研究生参与了讨论。
杨光博士后对记述南宋高、孝之际的几种史著之间的关系，从史源学角度进行了细致讨论。首先是《皇宋中兴两朝圣政》，杨光博士后认为该书的孝宗部分，有系日的应出自官修《孝宗圣政》，无系日的主体部分则当来自《中兴纲目》孝宗部分。《大金国志》、《中兴大事记讲义》高孝两朝“大事记”主体部分在编纂时也曾参考了《中兴纲目》。而《续宋通鉴》不仅以《中兴纲目》作为高孝两朝纪事的基础，还吸收了《中兴大事记讲义》的部分内容。《宣和遗事》中的高宗朝叙事，也基本出自《中兴大事记讲义》中的部分条目。上述史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些著作的出现，既得益于南宋官方和知识精英的修史活动，也与福建士人和出版业关系密切。
杨光博士后讲完后，与会的诸位老师围绕相关问题展开了细致讨论。历史学系仇鹿鸣教授认为在史源学的研究中，辨析史源最有利的证据就是能发现连错误也一起抄了，杨光博士后的讨论就找出了不少类似的抄错例子，这都是讨论诸书关系时比较硬的证据。史源学与史料批判的一个不同点就在于史源学要找到中间文本，抓住了中间文本，就能剥离出史料的不同源流和不同层次。
历史学系陈晓伟副研究员接着进行了补充，主要是对文章的结构提出了建议，认为文章讨论的书较多，线索繁杂，似乎可以进一步理清线索，结语部分也可以不要。对于《大金国志》，如果有可能的话，应该进一步精确到这书每一部分的具体来源是什么？这样可能更有说服力。
胡晓丹博士后针对史料谱系图中提到的普及读物与教学讲义，认为应该进一步区分二者的不同。教学讲义是否可能存在取悦当局的可能？在当局与民间传播之间，教学讲义与普及读物处于何种位置？
历史学系陈晓伟副研究员认为科举考试与时人的编书也存在密切关系，或许可以搜寻一下当时的科举考试题目，看一下科举考试内容与编书有无关系？
历史学系仇鹿鸣教授认为古人在抄书时，一般会选择体裁相近的书，如《唐会要》卷94《北突厥》就是抄了朱熹的《通鉴纲目》。
针对最后讨论的书坊刻书的问题，历史学系仇鹿鸣教授提出了自己的疑问。目前在讨论一些史书的渊源时，存在把作者不明的书看作是书坊拼凑的倾向。有没有更多的证据可以表明书坊可以做类似的拼凑工作？或许应该进一步关注刻书史和书坊的研究。书坊的文人不代表水平就低，有些书编的水平还挺高的，如《大金国志》。
历史学系陈晓伟副研究员进一步补充了对《大金国志》的看法，认为这书虽然是一部伪书，但该用还是得用，他处有的记载不用，独有的还是应该利用。
17:30，在经过热烈的讨论后，本次演讲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