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24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青年研究员陈晓伟以《元太祖实录纂修考——1206年以后成吉思汗的“历史”》为题，在光华西主楼1801进行了本学期的第2场报告。本次报告为2021年“复旦大学人文社科跨学科对话-中古中国—知识—信仰—制度”系列的第2场讲座。来自中国语言文学系、历史学系、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的十多位老师以及历史学学系、中国语言文学系的部分研究生参与了讨论。
陈晓伟青年研究员通过对文献的系统梳理，认为《元史•太祖本纪》所据太祖实录并非纯然一体的史料，需要厘清复杂多元的文献层次和不同的史料系统，据此揭示成吉思汗历史编纂之文献分野。此外，在编纂国史过程中，史官极力突出了天命的思想。
陈晓伟青年研究员报告结束后，与会老师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邱轶皓副教授认为完全用文本解读文本可能存在一定问题，各种记载的相似性，可能只是事件客观发生后，有共同的记录，有名的事件更是如此，不一定有同源关系。
唐雯教授认为如果两处史文的文字完全一样，可以肯定存在传抄关系，但若不完全重合则需要注意，特别是如果目标文献比史源文献多出更多细节时，就需要进一步解释这些细节从何处而来。
余欣教授认为华夏天命观与政治思维这部分讨论比较有趣，以往谶纬、天文往往是从政治层面进行解读，在政治之外，或许更应该关注到知识和技术层面的操作。
仇鹿鸣教授认为蒙古早期不存在修史系统，后世修史时，理论上确实需要加入各种史料，文章的基本结论是成立的。要体现文献之间的关系，最好能找出一些抄错的，抄错的材料最能说服史料间的关系。另一个问题是，华夏式的叙事，是否来自忽必烈？蒙古人似乎不看重修史，这套华夏式的叙事模式更可能与耶律铸父子有关。邱轶皓老师也补充认为元朝早期的皇帝并不注重修史。
张小艳教授则纠正了一些文字错讹，并认为应该注意特定词语使用的年代性。
17:30，在经过热烈的讨论后，本场报告在掌声中落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