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2日复旦大学人文社科“跨学科对话”2020年第1期“疫情蔓延下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在线上召开。会议由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主办，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协办。参与人员有陈志敏（副校长）、顾东辉（文科科研处处长、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罗长远（文科科研处副处长、经济学院教授）、万广华（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程大中（世界经济系常务副系主任，教授）、丁纯（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秦倩（极地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沈国兵（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教授）、沈逸（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主任，教授）、宋国友（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田素华（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张骥（外交学系系主任，副教授）、郑宇（国际政治系副系主任、教授）。会议由罗长远副处长主持，左昌柱老师提供后台支持。
陈志敏副校长首先代表学校对跨学科对话提出四点希望。第一，由于疫情期间不能走动的原因，我们自己校内的老师可以更好的相互沟通、做一些研讨。第二，在国际关系和世界经济两个学科之间建立一些更经常的、更加机制化的联系，把这样一种跨学科的对话和研究做一个制度的安排，不断地向前维持下去。第三，通过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制度以及更好的多次合作、重复合作机制解决我们多学科合作所带来的一些问题。第四，对话需要偏向学理性、前沿性和前瞻性等方面，通过跨学科交流发现交叉研究范围内有哪些特别有意思的学理问题，进行一些共同的、深度的研究，在学术上对各自的学科有更大的一个推动。
顾东辉处长代表文科处致辞并谈了三点想法。第一，跨学科交流很重要，不同学科的交叉甚至争论、争辩，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思路出来，促进不同学科一起成长。第二，我们学校跨学科的平台交流是有历史的，未来要延续和继续推进。第三，由于疫情，线上交流的举措很特殊，从国际经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角度大家做一些交流有必要性，也有时代气息。
接下来，来自复旦大学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领域的10位专家分别发言。
万广华教授分享了四个方面的看法：一是关注经济发展而不是经济增长，主张今年放弃保增长，转而聚焦保就业、保减贫、保中小企业的生存。综合这“三保”目标，刺激策略应该使用大数据，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基于企业工资单，分担收入处于中下层的职工的工资成本，比例至少为50%，企业承担余下部分。二是要优先考虑对需求侧，而不是对供给侧的冲击，因为国内需求尤其是国内居民消费不足长期制约着中国经济发展，不能再忽略需求侧的问题了。三是需要客观理性评估疫情对全球化的影响。逆全球化浪潮至少从2008年早已经开始，有其自生的推动力，疫情只是短期冲击，对全球化的影响是部分的、暂时的，不会改变原有推动力的作用。必须对本轮全球化走向终结有准备和预案。四是依次按照国家发展战略、外交关系和人道主义的顺序进行国家援助，坚持从中华民族振兴的长远目标出发制定相关政策。此外，要为欧美国家利用疫情对中国进行打压做好充分准备。
程大中教授认为疫情有三个特点：第一点，受到疫情严重打击的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经济体；第二点，疫情的分布跟全球价值链分布存在高度相关性；第三个特点，这次疫情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征，存在一波接着一波的发展态势。程大中教授认为这次疫情会从三个方面影响产业链，会导致全球产业链收缩、全球产业链断裂和全球产业链转移。最后，程大中教授提出三点政策建议：一是在短期内，各国（地区）政府包括国际机构应该通力合作尽快阻止疫情的进一步爆发和蔓延；二是疫情结束之后，在中长期各国（地区）政府和国际机构，应该从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的角度，考虑如何尽快建立全球公共卫生风险管控系统，以及全球价值链、供应链安全管理协调机制；三是中国要着力增强应对新型系统性风险能力、将公共卫生安全的问题纳入到营商环境的评价过程当中、将产业链和价值链带来的影响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丁纯教授主要讲关于欧洲疫情问题的四个方面。第一，欧洲显然已经成为整个疫情的震中，疫情应对以成员国为主，欧盟协调为辅。德国等大国在疫情防控和经济活动中地位重要。第二，整个欧洲的应对其实是欧洲各国政治家对整个病毒认识的一个判断，采取的策略涉及到民众的习惯、社会的认识、医疗资源、医护资源本身的质量规模，以及全社会的应急反应能力，它是综合体制的一个反应。第三，在应对上，欧盟各个成员国主要通过财政的举措，通过贷款的担保、减免税费、保障消费、扶持中小企业、扶助劳动力市场，救助弱势群体；欧盟层面主要是通过放宽财政赤字限制的举措，追加量化宽松，尤其是定向的量化宽松政策，启动欧洲共同货币基金等措施维持市场流动性。第四，对欧洲一体化来说是危、机并存。一方面，“国强盟弱”的危机应对态势会持续，另一方面，诸如卫生物质联合储备体系等一体化深化的举措会应势增强，一体化深化的机遇不少。第五，在中美欧大三角博弈中，必须积极地拉住欧洲，反“脱勾；同时做好相应的准备，努力在年内完成中欧双边投资协定的签署。
秦倩副教授分享了三个方面观点。第一，如果疫情中长期存在，会对经济、对国际关系、国际政治格局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问题。第二，美国有关人员主张的中国应就疫情承担国家责任，在当前的国际法实践中缺乏法律依据，但需要为中国以后可能面临的外交压力做一些预案。第三，由于最近10年地缘政治的回流，在世界卫生组织领导下的全球卫生合作面临了非常大的阻力，在疫情中间或者结束之后，中国如何积极参与国际卫生合作、推动全球卫生治理体制的发展，这是特别值得研究的学术问题。
沈国兵教授围绕“经济全球化”和“就业”问题谈了两方面的见解：第一，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轨迹是改变不了的。大国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拓展市场，以便实现行业生产率差异带来的市场规模经济回报最大化；小国更需要经济全球化来实现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和补齐要素禀赋短板，小国只有通过积极参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才能提升其行业专业化的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第二，疫情全球蔓延对我们最大的考验是就业问题，当前过于倚靠需求管理端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功效，为此，主张通过需求管理端、供给服务端、收入政策端和人力资本池储备端等四大政策协调来有效解决当前我国面临的严峻就业问题。
沈逸教授就新冠疫情在全球的传播与全球治理的关系谈了三点看法。第一，就传染病本身的属性而言，它是一个经典的需要进行全球治理的问题，单一国家在面对疫情的时候，它所具有的资源能力在疫情爆发增长阶段通常是不够使用的，然而在我们最需要全球化和最需要全球治理的时候，似乎全球治理的供给反而是不足的、稀缺的。这从国际关系和国际体系的角度上提出了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中国在中间可以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发挥怎样的作用？第二，现在真正的麻烦就是那些治理能力弱、医疗资源也不足的国家，它现在还没有进入一个新冠病毒的高发和爆发期，如果它们开始全面爆发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提供有效的供给？这次疫情是一个危机、是一个重大挑战，但是它同时给全球治理的良性变革提供了一个机会，这个机会能不能走好、能不能用好还有很多变数和不确定性，中国应该在这个方向上做出更大更积极的努力。第三，应对全球疫情和抗击新冠病毒，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出发，有相当重要的一个维度是在网上观察信息的传播，包括各类行为体在网络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互动等，都提出了新的研究需求。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进行网络空间的新型战略博弈，同样值得进行更加深入和有效的研究。
宋国友教授分享了四个方面的看法：一是认为美国的疫情基本上在今年上半年能够有比较好的控制。二是美国的联邦政府、国会、州政府和社会上的各大公司、NGO社会组织、宗教团体等开始被广泛动员起来，美国抗击疫情的力度在加强。三是特朗普凭借疫情获得竞选连任的概率是在增加，经济刺激方案对美国经济有积极作用，有助于增强市场信心，避免金融危机。四是疫情对于中美经双边关系的影响偏负面，加剧了中美在后疫情时代的脱钩趋势。
田素华教授认为新冠舆情全球蔓延使世界经济遭受了供给和需求双重冲击，财政刺激和货币刺激的经济稳定效果取决于疫情持续时间长短。如果疫情不能尽快结束，财政刺激和货币刺激将不但不能够刺激经济，反而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使金融信任丧失和货币信心丧失。疫情全球蔓延与不平衡的全球化有关。单纯的经济全球化，或者单纯的贸易、投资、金融全球化难以持久，必须有经济治理全球化保驾护航；仅有经济全球化还不够，还要有经济以外领域的全球化，包括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公共卫生防控全球化等。防控疫情要基于不平衡全球化的事实，立足不平衡全球化寻找对策。不平衡全球给我们的启示是只有加强现有国际组织改革，各国共同担负全球事务责任，才有可能尽快控制新冠疫情，尽快恢复全球经济常态。对新冠疫情要群防、群控，全世界所有国家要力争在同一时间点上限制人口流动、限制人员接触，使那些疫情防控能力薄弱的国家得到及时帮助。新冠疫情蔓延有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短期影响包括商品供应短缺、劳动失业增加、工厂大量关闭；在长期，新冠疫情会成为人类社会重构全球化的新动力。
张骥副教授从权力结构、秩序结构和观念结构这三个层面分析了此次疫情可能会对全球秩序产生的影响。第一，过去能够在全球发挥领导作用的大国，像美国、欧盟在此次疫情的应对中并没有发挥应有的领导作用，而中国在疫情的应对和治理中，开始有一定程度上的领导角色发挥，当然仍然十分有限。疫情的应对显现出了国家能力的竞争、国际领导力的竞争。第二，疫情应对显示原有的国际体系、国际制度、国际机制的有效性在下降，出现了“再国家化”的现象。主权国家、民粹主义、民族主义高涨，全球化出现危机，国家的边界变得更加清晰起来。国家形态本身也随着疫情应对在发生很多重要的变化，产生政治、经济后果，比如国家主义的上升、产业链条的收缩等等。第三，冷战以来，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兴盛近年来已经越来越多的受到挑战，疫情的发展很有可能进一步的推动人们去反思新自由主义。观念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结构性变化正在酝酿。
郑宇教授分享了三个方面的看法：第一，关于援助。我们现在主要是用的是应急式的双边援助。对每一个发生疫情比较严重的国家，根据之前的外交关系来进行紧急援助。在多边援助方面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通过多边组织的参与，一个是增加了援助的透明度和规范性，另一个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影响国际组织。第二，关于多边合作。战后的多边合作机制，以商品贸易为主的WTO机制，更多的是外生性合作。在全球治理领域，公共卫生事件的爆发让嵌入式合作变得更加的迫切，但是现在还没有一种好的机制能够来对这种嵌入式的合作进行管理和协调。第三，关于贫困。21世纪以来，全球减贫的整体效果是非常好的，过去20年全球有11亿人脱贫。这个趋势由于疫情的原因可能会被扭转。疫情之后全世界范围内的大量人口可能返贫，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的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基本不可能实现。我们需要提出一些新的理论框架来对待这个问题。
陈志敏校长对各位老师的发言进行了归纳和补充，提出要重点关注国家赔偿的国际法问题、疫情以及贸易摩擦对产业链的冲击程度、后疫情时代“一带一路”建设的资源投放、中国如何更好的参与全球治理等问题。
在讨论环节，各位学者重点讨论了疫情持续的时间、无症状感染者的影响、各国疫情防控模式对比、后疫情时代中国面临的挑战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