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7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邱轶皓以“Rescuing Legitimate Narrative by Re-imaging Qubilai Qa’an”为题，在光华西主楼1801进行了本学期的第3场报告。本次报告为2021年“复旦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跨学科对话-中古中国—知识—信仰—制度”系列的第3场讲座。来自历史学系、中国语言文学系、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的数位老师以及历史学系、中国语言文学系的部分研究生参与了讨论。
既不同于被视为坚守游牧传统的草原统治者前四汗，也不同于备受指责的继任者，元世祖忽必烈的成就和人格在明初受到了朱元璋及其大臣的高度评价。忽必烈之所以会受到如此高的评价，邱轶皓讲师认为是因为朱元璋将明朝的合法性依附于忽必烈，他希望利用儒家原则，通过重新塑造忽必烈的政治形象来为新王朝的建立提供合法性。与蒙古帝国崩溃后，帖木儿、莫斯科沙皇需要借助成吉思汗以及蒙古人的统治重塑权威一样，朱元璋也通过合法性转让、效仿先例的方式，利用忽必烈的新形象塑造了明朝的合法性。
邱轶皓讲师汇报结束后，与会专家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余欣教授认为邱轶皓讲师的论文有宏大的欧亚世界观，读完后很有启发。但对《草木子》一类的笔记还是需要谨慎使用。《草木子》内容广泛，很多内容只见于《草木子》，笔记是个人化的作品，里面的内容从何处而来？有多少能代表作者，有多少是采集而来？个人作品塑造忽必烈形象的目的是什么？这些问题都还需要进一步思考。
陈晓伟副研究员认为在论述明朝继承元朝合法性时，应该举出一些制度上的例子，这样更有说服力，还应该进一步关注到高丽对元、明两朝的看法。
邱轶皓讲师提出明朝的锦衣卫就是一个放大的怯薛，就是制度上继承元朝的例子。
仇鹿鸣教授从史书修撰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明代人修史，多少代表了史臣观念，多少代表了明朝官方观念？在具体论述时，似乎还需要区分。明朝如何将元朝纳入到中国正统王朝的序列中？蒙古史与元史从何处区分？这些问题也还需要进一步考虑。
之后，诸位老师还就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的成书进行了讨论。
16:30，在经过热烈的讨论后，本场报告在掌声中落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