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15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马孟龙副教授以《从出土文献谈秦代道制的几个问题》为题，在光华楼西主楼801举行了第26期复旦大学人文社科跨学科对话讲座，来自历史学系、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几位老师以及历史学系、中国语言文学系的部分研究生参与了讨论。
“道”是秦汉时期管理少数民族的一种地方行政机构，一直以来都受到学界很大的关注。马非百、骈宇骞、张焯等学者根据文献史料，曾对秦代的“道”做过辑录，但这些辑录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问题。相比于传统文献，出土文献才应该是辑录秦道的最重要依据。马孟龙副教授根据出土材料，重新辑录了13个秦道。马孟龙副教授接着围绕秦道，讨论了其他几个问题。马孟龙副教授认为张家山汉简《秩律》并不能作为辑录秦道的来源，汉初的道与秦道并不完全一直，《秩律》仅能作为参考。秦代道的级别整体偏低，西汉初年道的秩级也仅是五百石，继承了秦道秩级整体偏低的格局。考察秦道的分布区域，可以发现，秦道皆分布在昭襄王中晚期的秦国边疆地区。秦统一后，并未未将道制推行到六国地区，西汉时期的道也基本延续了这一分布格局，仅在湘水上游推行了道制。
马孟龙副教授报告讲完后，其他老师围绕相关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仇鹿鸣教授认为马孟龙副教授的报告，清晰而精彩，非常有吸引力，也很有启发，但还有一些问题可能需要进一步讨论。仇鹿鸣教授认为秦汉时期道的秩级被拉低，不一定是与华夷之变有关，而可能是和人口多少有关，各道安置的少数民族人口可能本来就不多。仇鹿鸣教授还进一步发问，目前秦道设置的时间最早可以推到什么时候，可以到昭襄王之前吗？马孟龙副教授回应认为，目前难以确定昭襄王之前是否就有道，道看起来像是昭襄王时期才出现的，道的秩级可能确实和人口多少有关，还需要进一步考虑。
周波教授认为昭襄王时期设置了道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文中的一些观点可能还需要斟酌。例如，方渠除道，这4个字如果刻在印上，如何安排空间？方渠除是否可能就是方渠除道的省称？方渠除道可能还是放在秦道里比较合适。马孟龙副教授认为如果省称可能会出现混乱，方渠除很难认为是方渠除道的省称。黄桢老师提出，如何理解道、县之间的转化？改县为道要如何理解？仇老师也认为这个互相转化的问题很有意思，值得考虑。马孟龙副教授还表示，这一问题现在还难以回答，现在的材料里不仅有道、县互相转化的例子，甚至还有道、县并存的，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思考。
17:43，在经过热烈的讨论后，本次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