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11日，主讲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马孟龙副教授以“再谈汉代北地郡灵州县方位以及汉唐之间汉水源头的认知”为题，在光华西主楼1901进行了一场精彩报告。本次报告为“复旦大学人文社科跨学科对话-中古中国知识信仰制度”系列讲座的第三期，主持人是讲座发起人余欣教授，有历史学系、中国语言文学系、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文史研究院、古籍所等十余名学者参与讨论。
马孟龙副教授本次讲座旨在梳理汉代灵州县的沿革以及北地郡范围等历史地理问题，一并讨论汉唐之际人们对汉水源头的认知的变化。首先马教授质疑了将汉代灵州县定在今宁夏灵武的传统观点，并认为将汉代北地郡灵州县视作北朝之后的灵州的说法源自北宋人对颜师古注地理志的误读。据唐代文献可发现，《元和郡县志》确载灵州为汉代之富平县，而且《后汉书》李贤注、《通典》均载汉灵州故城在唐马岭县西北。马教授分析，高后惠帝时西北边疆大致在秦昭襄王长城附近，灵州县应在此长城以内，而其具体位置，马教授先根据《文物地图集》判断可能是今甘肃庆阳环县的刘旗古城；而后马教授参与19年春的北大文研院组织的西北考察进行了实地探研，在环县曲子镇偶得的瓦当中发现了“永建五年，复北地，县灵州”的文字，记述了永建年间评定西北羌乱、重设北地郡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才最终将灵州县的准确城址确定在曲子镇。
接下来马孟龙副教授讨论了汉水源头观念在汉唐之间的变迁，按照张家山226号汉墓编号27竹简上“狄道-临洮-氐道-羌道”的记述顺序判断，氐道应地处临洮（今甘肃省临洮县）、羌道（甘肃省岷县）之间，很可能即今宕昌县。而《说文》、《水镜》提到漾水出自氐道县嶓冢山，与实际地理对应后，其记载的嶓冢应为岷峨山，漾水应即今清水江。马教授认为，汉儒有一个将先秦地理书记述的诸多虚构性地名落实到汉代疆域的现实地点上的构建地理知识体系的过程，将先秦文献中的嶓冢山和漾水定在氐道县可能是受此影响。先秦人的地理观念中，华夏的西北方布满了荒漠和作为大江大河的发源地的高山，在此基础上人们建构出了昆仑导河、岷山导江、嶓冢为汉水源头的说法。但汉代学者发现西汉水正源在陇西郡西县的齐寿山这一事实与《禹贡》“东流为汉”的说法龃龉，由此产生了由分歧的两种说法，即《汉书·地理志》所述的西县，或者古文经学家认为的氐道，在汉代后者占据上风。在晋朝的地志《汉中记》、《华阳国志》当中，学者试图用齐寿山发源、分别流向东西方向的两条河流均为汉水源头的说法调和《汉书》和《禹贡》的记述。到了北魏时人们观念里嶓冢山的位置又东移到了《魏书·地形志》所载的梁州华阳郡嶓冢县。由此马教授从晋人观念的层累中发掘出了汉人对汉水的理解，并强调要重视历史场景和古人观念中文的“虚”维度，而过度强调科学和精确性的历史地理可能与古人的思想世界南辕北辙。
讲座主持人余欣教授强调了地理在汉人知识结构中与形法、相法的亲缘性，汉水源头观念的变迁可以佐证这一点。不过应当注意的是汉代县城的格局和规制究竟为何还需深入研究，同时也要留意汉代士人将知识整齐化、秩序化的重要趋势。
历史学系专攻魏晋南北朝史的徐冲副教授提出从《汉书·地理志》、《续汉书·地理志》的记述中可以发现经学观念的持续渗透，而且两汉之际的学者也试图将汉武帝设置的州对应到《禹贡》中的州名，这是“复古改制”体现在地理区划沿革的另一维度。
历史学系隋唐史方向的仇鹿鸣教授提出氐道、西县的分歧源出今古文的差异的这一说法很可能是受到了清人的经学史意见的潜在干扰，并质疑了《汉书·地理志》以及《汉中记》等晋代地志的文献来源及其可追溯的上限问题，考虑到晋代地志可能抄自东汉以降的其他文献，那么依据《汉中记》的记载将嶓冢分东西流的说法定为晋人的观念恐怕立不住脚。
中国语言文学系专攻汉唐文学、文献学的张金耀讲师提出《禹贡》、《山海经》中的各种西北地名如果是虚构，那么这些名称究竟是从何而来、如何被制造出来的过程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的张小艳教授也提到这些名称的语源学问题。
余欣教授则认为其来源可能是方士构造或者取自周边族群的称呼，并且提出了将先秦虚构的地名落实也有实际上战略布局、军事征伐的需求。
在经过热烈的讨论后，18:00，此次跨学科对谈落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