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形成、投资效率与中国的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发布时间: 2009-10-13   浏览次数: 360

《资本形成、投资效率与中国的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复旦大学 张  军主编

经济学三等奖

 

研究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方式是当今主流经济学文献里兴起的一个颇具吸引力的领域。毫无疑问,中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为研究这个所谓的“投资—增长关联”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经验观察机会。

本书在开篇对中国投资体制的配置资源状况的描述中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几乎完全是依靠外延型扩张投资所带动起来的,并且,中国的金融资源确实很大部分配置给了国有经济,而非国有经济却只配给到很少一部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的非国有经济在吸纳劳动力方面却依然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投资率的跨国横向比较也说明中国的资源配置效率仍存在很大的有待提高的空间。

本书在对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计和省际物质资本存量再估计中,则遵循戈德史密斯(Goldsmith)于1951年开创的永续盘存法进行测算。从资本存量K的测算结果来看,按照全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计算得到的全国数值和把各省数值加总后得到的全国数值差异不大,与已有的几个主要研究比较可以发现,本书估计的资本存量在数值上相对较低。就分省的估算结果来看,各省区市的资本存量呈现较大的差异。

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的投资效率和投资行为的分析结果显示:非国有部门的投资效率一直处于改善之中,只有国有经济的投资效率是恶化的而且幅度较大。这两个部门显现出截然不同的投资特征,由此可得一个简单的推论:正是国有经济投资效率的恶化拖累了中国整体投资的表现。中国投资体制变迁确实对投资效率产生了较大影响。

本书在分析投资效率和资本形成的总量特征时,再一次证实,投资效率在经历了10年的改善之后急剧转变为不断下降的模式,而投资效率的下降显然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下降的主要原因。同时,中国金融部门不良资产的严重性以及现有研究中发现的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的下降,应该都可以从过度投资和投资效率恶化的问题中找到相应的解释。

在工业化过程中,作者的经验研究发现:改革后的中国经济在80年代经历了“增量改革”所创造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总体性改善之后,似乎在20世纪90年代初以后开始表现出“粗放”增长的特征。如果这个增长模式将持续下去的话,那么,中国经济必将面临其他东亚国家所面临的增长持续性的相关问题。因此,对于中国这个遵循“渐进主义”和“增量”式改革方式的转轨经济来说,挑战性的问题将不再是逐步的自由化和市场化是否导致了经济的增长,而是增长过程中怎样避免过度依赖持续的工业化。

在对中国经济增长下降的长期因素分析中,本书揭示了制约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体制性扭曲,它的存在导致了过度性投资和区际间的过度竞争。而工业部门的赢利能力的持续恶化以及严重威胁投资收益率的资本形成体制和金融制度将是严重制约中国经济未来高速增长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