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闲:灾害经济学,越来越热的负经济学
发布时间: 2014-01-21   浏览次数: 266

       上海市政府近日决定,自2014年开始每年自农历正月初一至公历4月30日全市暂停活禽交易。这项源于近年多发变异流感病毒的规定,是政府试图从源头杜绝病毒传播的一种尝试。上海2014年1月3日确诊1例H7N9的病例,此前,北京、河南、香港、广东等地分别确诊感染H7N9型禽流感患者,意味着这一新亚型流感病毒的传播,已不再局限于苏浙沪皖地区。

  无独有偶,雾霾不久前也首次被纳入国家减灾委和民政部的自然灾情之中。2013年中国平均雾霾天数为52年来之最,我国中东部地区雾霾严重,除8月份以外各月雾霾日数均较历史同期偏多。2013年12月份中国雾霾波及25个省份,100多个中大型城市受到影响。雾霾除了严重影响到人身安全和社会稳定以外,雾霾灾害同样会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比如重大雾霾天气将造成工厂停工、学校停学、高速公路临时封闭、飞机延误或取消等等。

  当科学家们在研究如何应对自然灾害的时候,经济学界关注的是——如何减少自然灾害对经济的影响。

  灾害救助成本巨大,间接损失不容低估

  灾害会带来经济损失,这一点谁都非常赞同。但即便灾害没有发生,为防灾也会付出巨大的经济成本。就以H7N9来说,由于社会应急机制尚未完全运转,政府需要在流行性传染病爆发伊始就为一系列的疾病防控工作提供先行资金,进而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支出成本。

  以去年底前爆发的H7N9为例,虽然大规模流感并没有发生,但政府在第一时间的防控成本已经为数巨大,上海等地的活禽市场检出H7N9禽流感病毒后,采取了关闭交易市场、扑杀活禽等疫控措施。

  据中国畜牧业协会初步测算,以2013年一次疫情预警,就造成了肉鸡鸡苗直接损失超过37亿元,活鸡及鸡肉产品销售损失超过130亿元,产业发展面临巨大压力和严峻挑战。作为比对研究的参考,非典期间我国各级财政2003年共安排SARS防治资金133亿元。政府通过以成本价收购补贴养殖户的措施将社会经济损失承担起来,反过来造成巨大的财政负担。此外,政府直接开支还来自于疫情初始时对受感染者进行治疗和化验的费用,各地方政府应对禽流感疫情的持续扩散而形成的地方性救助基金也是政府支出的一部分。

  疫情的发生会对经济活动造成难以估算的间接影响,不仅会造成财政拨备的压力,对相关行业也会造成巨大的冲击。首先是家禽养殖业和饲料行业,禽流感发生后对养殖业的短期冲击很大,鸡肉需求的短期下降对养殖户而言损失巨大,并且对鸡饲料行业造成连带损失。本次禽流感暴发的江浙沪地带又是餐饮业发达区域,无论是西式快餐还是本地餐饮营业都会受到影响。以国内餐饮业规模两万亿估算,国内的禽肉消费约有四千亿元的规模,如果餐饮业的禽肉消费按照50%计算,国内三分之一的地区受本次H7N9病毒影响的话全国餐饮业因此将会遭受百万亿元以上的损失。此外,由于人们对流动人群感染H7N9的未知性恐慌,使得短期内人们国内出行和旅游的需求有所减少,造成航空、旅游行业的经济损失。经济运行是一个整体,其他行业受疫情影响所带来的间接损失也不胜枚举:物流行业由于活禽运输的降低同样会受到冲击;畜牧业农户由于活禽灭杀导致现金流中断,导致银行业面临贷款无法及时收回的风险;财产保险公司会面临大量的农业财产险赔付支出,导致其经营利润的下滑等等。另外值得重视的是,禽流感造成禽肉价格下跌,短期内造成物价水平的下降,但随着疫情的稳定和减少,肉类食品价格的上涨可能会造成国内年底CPI指数的蹿升。

  H7N9也对金融市场造成震荡。2013年3月底禽流感疫情蔓延后引发了市场投资者的担忧;上证综指在3月28日以大跌2.82%收盘,后一直处于震荡整理。从投资者预期以及实际的市场表现看,航空、餐饮旅游板块直接受到禽流感疫情的打击大。但是从资金流向上来看,除了农林牧渔板块获得较大规模的资金净流出外,交通运输、餐饮旅游两个板块并未遭遇大规模的资金抛售。虽然将近期爆发的H7N9型禽流感与SARS相比较并不一定很恰当,但是可以从SARS爆发期间资本市场的反应窥看本次H7N9型禽流感对金融市场可能的影响。2003年SARS疫情爆发后以石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出现明显下跌。后期随着疫情的缓解,油价重返32美元每桶以上。黄金价格亦呈现先抑后扬的走势。全球金融市场指数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跌,但随着疫情的逐渐好转,市场波动才逐渐趋于正常。

  风险分布:全球流感病毒变异快,东亚是流感重灾区

  流感疫情的大流行有一定的周期性。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流感大流行应对方案》(Influenza Pandemics Plan),自1580年以来,人类社会共经历了至少32次大规模流感疫情。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H1N1)、1957年的“亚洲流感”(H2N2)、1968年的“香港流感”(H3N2)、1977年的“俄罗斯流感”(H1N1)以及2009年的“猪流感”(H1N1)等都造成了全球范围的流感大流行,数百万计的人员死亡。另外,自1976年至今,全世界还发生了9起高致病性变异流感病毒感染事件,但并未在人类之间形成大规模的传播。随着人类活动对自然界的影响越来越大,病毒变异的频率及其对人类的威胁也在不断增加。统计资料显示,流感病毒的变异和流行间隔呈现明显缩短的趋势:变异流感病毒感染事件的发生间隔在20世纪70年代前的10-40年缩短到80年代的5年左右,进入90年代以后变异性流感病毒感染事件每2年发生一次。虽然随着医学的进步使得人类对流感流行的预防、应对和治疗方法早已今非昔比,但新病毒的不断出现使得流感大流行的周期并没有显著减少,每隔10至30年就会发生全球性的流感大流行。随着流感病毒变异不断加快,流感病毒大流行的风险正不断扩散,人类与流感抗争的道路仍然任重而道远。

  我国所处的东亚地区是历次流感大流行的重灾区。从上世纪60年代起,我国将流行性感冒纳入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予以重点防治。根据《2011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的数据,在1968年和1977年两次流感大流行期间,我国流行性感冒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处于较高的水平:发病率由1960年的0.91‰突增至1970年的十万 分 之31.33‰,增长了34.42倍;死亡率由1960年的千万分之四上升至1970年的千万分之七十一。1970年至1977年间我国流行性感冒发病率和死亡率虽有所下降,但一直处于较高的水平。随着改革开放后我国医疗条件逐步改善,自1978年起我国流行性感冒的发病率、死亡率和病死率有了非常显著的下降:发病率由1977年的19.37‰降至1989年的0.44‰。流行性感冒也因此自1990年起不再成为我国的法定报告传染病,这标志着我国流感防治工作的重大胜利。

  然而,与流感的斗争远未结束。进入21世纪后,流感病毒变异和感染的频率显著增加,新型流感不断出现并对人类造成日趋严重的威胁。2004年的人禽流感和2009年的甲型H1N1虽然没有在我国造成大规模流行,但它们均具有较高的病死率(人禽流感历年病死率均在50%以上,H1N1的病死率在0.5%-2%之间,远高于传统流行性感冒0.02%左右的病死率),新变异流感都在疫情出现后不久就被纳入我国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近期出现的新型H7N9人禽流感病例中虽未明确观察到人与人之间传染的证据,但并不排除病毒变异后具有较强传染性的可能。由于H7N9有着极高的病死率,一旦出现大规模疫情后果将不堪设想。

  防灾救灾:筑流感防治高墙,政府市场齐管共抓

  近年来流行性传染病发生频率的增加和善后处理成本的提升,使得传染性流行疾病对我国国民经济平稳运行产生的负面影响也在扩大。

  目前,我国以公共财政为支持,由各级政府主导防控救助工作。一旦发生大范围传染病,经济损失扩大、公共财政负担增大。我国在传染性流行疾病赔偿、补贴、救助方面的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都不健全。2013年2月22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疾病应急救助制度的指导意见》指出,各省市应分级设立“疾病应急救助基金”,基金通过财政投入和社会各界捐助等多渠道筹集,对在中国境内发生急重危伤病、需要急救但身份不明确或无力支付相应费用的患者进行救助。为鼓励捐赠,我国对境内企业、个体工商户、自然人的捐赠资金给予所得税优惠待遇。

  我国部分地方政府已经就国务院关于设立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的指导意见做出积极响应。2013年4月,广东省政府决定设立H7N9禽流感防控及感染病人医疗救助专项基金,用于救助有经济困难的患者和开展疫情防护工作,首期3000万元经费已经到位。对于已在该省购买城乡医保的H7N9禽流感患者,其医疗费用纳入报销范围。同年,湖北省政府亦决定将H7N9禽流感治疗费纳入城镇医保和新农合报销范围。

  疾病应急救助制度是对我国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疾病应急救助基金是保险机制发挥风险分散、社会管理的有效途径。目前,疾病应急救助制度在我国刚刚确立,尚存若干问题值得探讨。

  首先,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目前仅限于对特定疾病患者医疗费用的补贴,而对于在流行性传染病蔓延过程中受到经济损失的企业和个人,如禽类养殖户、禽类制品出口企业,尚无类似基金的设立,由政府救治与防控造成的损失很大程度上仍需要财政拨款补偿,对我国财政支出造成压力。其次,疾病应急救助基金主要依靠财政支出和社会捐赠形成,资金来源偏于单一。政府可以联合保险企业,将可以转由市场解决的救助体制交给市场,比如强化保险机制的地位,令保险公司承保的商业医疗保险和人寿保险在国民健康、医疗、卫生领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形成对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有效补充,在流行性传染病爆发时期,由保险公司对投保患者的医治费用进行补偿,减轻中央和地方财政压力;对于种植业和养殖业这两大农业支柱产业,保险公司参与农业保险的能动性有待提高。保险公司可与相关产业龙头企业或中介公司展开合作,保证其在流行性传染病或类似突发事件时期的损失获得商业赔付。

  亚洲地处候鸟迁徙要道,加之国内粗放的禽类养殖交易模式与人们推崇活禽“现场宰杀”的餐饮方式,大大增加了禽鸟之间、人禽之间接触并传播病毒的几率。回顾前些年我国流行的H5N1型禽流感、SARS等,都曾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更是引起了大范围的恐慌情绪。放眼全球,流行性传染病的杀伤力不容小觑。据世界卫生组织2013年公布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2009年底的流感季中,H1N1流感共造成逾一万四千余人死亡,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现疫情;而有着人类历史上最致命传染病之称的西班牙流行性感冒,在1919年更是造成了全世界至少2千万人死亡,疫情波及全球将近一半的人口。由新型变异病毒引起的流行性传染病往往难以预测,并且一旦爆发,如未能及时采取有效控制措施,危害便会迅速扩散和传播。

  “负经济学”已成全世界研究的热点

  灾害经济学是新兴学科,但是随着全球灾害多发频发,其研究更加重要。国外许多知名的学校都成立了灾害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和团队,中国这个学科起步较晚,目前还没有形成一定的学术气氛。

  灾害经济学应该是一个学科,但是发展比较落后。我觉得灾害经济学应该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因为它不能采取常规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它有着它自身独特的研究对象、基本原理和特殊规律。灾害问题的实质是经济问题,灾害是可以计量的经济损失。经济学属于致用之学,在灾害问题日益严重并与当代经济发展存在着密不可分的、重大的内在关联时,研究灾害问题应当是经济学一个崭新的、重要的任务。

  而这门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灾害经济学虽然是负经济学,但也可以用效率来衡量。从投入产出的角度看,国家防灾减灾的投入如果能减少灾害的发生,降低灾害造成的损失,这就是效率。这里也有许多可以研究的内容,比如自然灾害与官员升迁问题。政府官员如果很好地进行灾害的预防,就能造福一方百姓;如果他们能够在灾害中有效止损,也能够很好展现他们的危机处理能力,这些都会影响到他们的晋升。希望未来能够通过量化和指标来回答这些问题。

  再比如保险,应该在灾害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国外保险业在承担自然灾害损失的比重大概是30%左右,而中国目前保险公司承担的灾害赔付比重非常低,许多自然灾害保险公司所承担的比重不足1%。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明确提出建立巨灾保险制度,这里除了要摸索中国巨灾保险制度的模式以外,保险公司具体如何推进中国巨灾保险制度建设、如何开发有效巨灾保险产品、如何分散中国巨灾风险、如何借助国际资本市场提高巨灾保险承保能力等等问题,都是当前保险业应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一个合理的救灾体系应该由政府、市场、社会以及个人等四个维度构成,而市场机制的作用主要指商业保险的作用。国家对灾害的预防与管理非常重视,对灾后的重建与救助也进行大量的投入。救灾减灾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一个多部门协作的工作。我们国家目前主导灾害学的研究主要是自然灾害学派,许多院士们的研究都是基于灾害发生的机理、防范的技术等等。这些研究是正确科学开展灾害防治与救助的基础。同时,如果不能用社会人文的灾害观来看待灾害问题,只局限于自然灾害,这样整个灾害学的发展是有局限性的。所以灾害防御与救助需要对灾害自然属性有科学的了解,也需要有社会人文的灾害观。灾害防御是全社会共同的系统工程。

  (作者为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中国保险与社会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文汇报